白釉褐彩龙纹盘

　　2013年，成都体育中心地下，一条红砂石砌成的水道的发现，让蜀王府花园的水景区域得以“露面”。此后至今，为配合“天府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羊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揭露出了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包括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今日，在成都城市考古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了成都东华门遗址的考古发现、收获极具意义。

　　“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这三个主要收获部分基本反映了东华门遗址的文化内涵。”成都东华门遗址发掘领队易立向记者介绍。

明代蜀王府苑囿区的河道南段影像

　　两汉六朝时期的城市中心

　　“东华门遗址约处在大城的中部偏东，发掘出土了排水沟、水井、灰坑等，以及大量的陶质器皿、瓦当、筒瓦、板瓦、钱币等生活遗物，与当时城内高等级的衙署府治或宫室殿宇等建筑物存在密切关联。”易立说到，因为规模很大，反应出这里从战国末期到秦汉这里一直是成都的城市中心。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张仪、张若等筑成都城，其中大城为蜀候、蜀相、蜀守治所，此后的两汉六朝时期，大城一直为成都的政治中心。

　　摩诃池面貌逐渐清晰 从文献记载到“眼见为实”

　　著名的摩诃池，又名龙跃池、宣华池、宣华苑，是隋唐至两宋时期成都城内著名的池苑园林景观。池开凿于隋代，相传为蜀王杨秀（573-618年）展筑成都子城的取土处，池名得自梵语。唐代中叶以后，此池声名渐起，已为城内一大胜景，是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宴饮和游玩去处。除却园林景观的功能外，摩诃池亦为唐代成都全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用水保障。五代前蜀立国于成都，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衍又名宣华池、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修建宫殿，一度成为皇家园林。后蜀孟昶在位时, 于宣华苑广植牡丹, 故又名“牡丹苑”。两宋时期，尽管摩诃池的范围已开始缩减，但仍不失为城中一大盛景，名仕往来者依旧络绎不绝。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营建蜀王府，填池以做基础。“以前一直都只见于传说或者文献记载，直到我们这些年的考古发现，终于有实物进行了印证。摩诃池的面貌逐渐清晰。”易立表示。东华门遗址发掘的摩诃池池苑园林，建筑年代从隋唐至两宋，延续600余年，主要有池岸、步道、庭院、殿基、沟渠、水井、小型水池等，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皿和建筑构件，基本展现了池苑东岸一带的建筑格局面貌。

明代蜀王府宫墙基址

　　出土瓷器量居明代藩王之首 印证藩府的强盛

　　明代蜀王府，即明代蜀藩王的府邸，旧址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城区。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竣工，前后营建近9年。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建大西政权，曾一度据王府为宫，清顺治三年（1646年）遭毁灭性破坏，存续时间长达256年。“东华门遗址发掘的蜀王府建筑群，主要由城墙、道路、河道、凸台、踏道、桥梁、木构建筑、水池、台榭、码头等各类设施组成，功能上主要是宫城内的苑囿区，占地范围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00米，总面积超过24000平方米。”易立介绍到，出土遗物种类繁多，有陶瓷器皿、建筑构件、铁器、木料、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体量最大的则是陶瓷器皿，除大量民窑瓷器外，还发现了几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瓷器，为明代宫廷瓷器中罕见的精品。“这对于研究明代宫廷瓷器史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不仅如此，蜀王府遗址出土瓷器是全国范围内明代藩王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点，能说明蜀王府在当时是非常强盛的藩府。当时号称是‘明代四大藩封之一’。”易立介绍到。

摩诃池沿岸的隋代卵石步道

　　先民喜食鸟类？蜀王府里有个动物园

　　“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共68978件，其中软体动物（螺）5件，爬行动物10件，两栖动物仅1件，数量都非常少。”易立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发现，从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发现，出土鸟类遗存的数量达到35048件，远大于哺乳动物，这可能体现出先民对食用鸟类动物的喜好倾向。

　　而鸟类动物中，雉科动物和鸭科动物的数量远远大于其他鸟类，这说明先民更多的食用雉科和鸭科动物，而较少的食用鹤科和鸦科动物。先民可能对家鸡、家鹅有着更强的喜好上的倾向性；鹤可能是王府园囿豢养的鸟类，乌鸦可能是先民偶然所捕获的鸟类，它们并不是日常食用所选择的鸟类动物。

　　哺乳动物中，猪科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是最多的，说明猪在先民的饮食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兔科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数量仅次于猪科动物，说明它们在先民的饮食中也占据了比较高的地位。这与四川成都地区现今喜爱食用兔的饮食习惯是相对应的，可能是一种一脉相承的饮食习俗。“猫、马、牛、狗、豪猪、果子狸、熊并不是先民日常生活食用的选择，其中猫和狗可能是王府先民饲养的宠物，马可能是王府饲养的以备出行的动物，而豪猪、果子狸、熊则可能是园囿中豢养的动物。”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自战国末年以来，即为张仪所筑大城的核心生活区，证实了以往仅见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之“摩诃池”的确切存在。尤其是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和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工艺精良考究，为研究长达2300余年的成都城市史提供了珍贵参考依据，是考察成都古城形态及其演变进程的文物窗口和时空坐标，同时也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与文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