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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苏东坡是我眉州子弟!
2014-09-25 17:11:43 来自:《四川报道》杂志 编辑:彭娟
刘醒龙(1956—),湖北黄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以及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2011年8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4月,长篇小说《蟠虺》出版。
2014年4月,刘醒龙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蟠虺》。对于此书的写作,作者借用了一句电影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蟠虺》的写作历时13个月,但它在刘醒龙心里却酝酿了整整10年。2003年夏天,刘醒龙第一次在湖北省博物馆里看到了精巧绝伦的曾侯乙尊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将它藏在心头,每隔一阵就去寂寞的尊盘面前,“左转三转,右转三转”,怀想一番。

祖籍在湖北省团风县,出生在黄州城内,一岁时到了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从此刘醒龙便因父母工作及自己的工作需要频繁搬迁。“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我在武汉已经生活了20年……从最初对城市的抵触,到现在融入进这座城市,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不喜欢虚构一座山,也不喜欢虚构一座城市”,《蟠虺》的背景“与我们的时代生活处在同一现场 ”。对刘醒龙来说,故土是命定之地,大地、历史在他身上印刻了厚重的地标。

在洪雅采风期间,主办方安排作家们参观了洪雅县的高庙古镇,古镇坐落于一东北向山坡,小镇长年云雾缭绕,古朴的老街、商铺门口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香料,悠闲的老人、挂在檐下的老玉米,显得格外幽静、神秘。古镇上还有一间酒厂,作家与酒,似乎是永恒的佳话。而在此处,刘醒龙却百感交集,他忆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我很小时父母带我离开了黄州的老家,老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酒厂,从此以后我就频频搬家,每搬一次哭一次。到了下个新的地方既陌生又要受欺负,刚熟悉又搬走。等长大后,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有两万多人水库的技术员。离开水库30年后,我带一个毕业论文写我作品的博士去那个水坝,当时的一棵小树已经长到很大了。”

作家来到此地,自然就绕不开苏东坡。离开眉州之后的苏轼,“黄州惠州儋州”,杭州湖州,颠沛流离,浮沉一生,却影响了世世代代。而这位大文豪的故乡,现在也在着力打造和推广东坡文化,对此,刘醒龙说:“眉山是东坡的故乡,人对故土的留恋是最平常的、基本的情感。东坡在其他地方都被神化,只有在这里,他是眉州子弟。所以眉州要有大家气象、大家胸怀,黄州、杭州、湖州又怎样,苏东坡是我眉州子弟!”
 
 
 
 
专访刘醒龙
问:有人评价《蟠虺》是您的转型之作,您如何看待?《蟠虺》有那么多考古学知识,写作起来难度一定很大吧?
刘醒龙:转型或不转型,坚守或不坚守,都在作者本身;要写什么或未写什么,都源自内心。写作与任何行当都一样,相同的套路多了,熟悉了也就无趣了。总在他人的意料之中,这样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写出来除了自鸣得意,读者早已麻木了,这样的写作值得警惕。要时刻调整写作的位置、状态,模仿、抄袭他人是可耻可悲的,但要警惕对自己的不断复制,这也是一种模仿和抄袭。我在写作中十分注意这一点。下一次写作必须能引起自身极大的兴趣,有了新的难度,挑战来了,才可能达到新的高度与境界。

《蟠虺》在我个人写作历史上难度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圣天门口》,因为《圣天门口》的背景有局限,某年某月某日的天气怎样都是不能虚构的。《蟠虺》在历史节点的契合度上不如《圣天门口》,但在青铜考古的专业知识上难度确实比较大,首先写作者个人得有兴趣将这些融合在小说里,其次还要引起阅读者的兴趣。而我在写作时,只能首先尊重和考虑自己这个读者,作者就是读者的王者。
 
问:您说过“中国文学不缺少好作品,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懂得一块石头的伟大读者”,您的理想读者是怎样的呢?
刘醒龙:我所谓的“伟大的读者”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读者群。理想中比如俄罗斯民族就是伟大的读者,也只有他们能在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上如数家珍地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文化,让全世界肃然起敬、哑口无言。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人人都热火朝天,充满了浪漫情怀,那时的我们几乎可以成为伟大的读者。
 
问:《蟠虺》的编辑手记里说您提供了三个书名给编辑选择。能否透露一下是什么及最终选定《蟠虺》的理由呢?
刘醒龙:除了《蟠虺》,我还另起了《大楚》和《第二才子书》。其实我在发给编辑时自己也已定下来是《蟠虺》了,但因是生僻字,就有所犹豫。最终选定《蟠虺》其实并非因这个名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有卖点,我是有所考虑的。

我始终相信一些东西,你说这是理想主义也罢,是浪漫主义也罢。人生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人生的意义是为了认识自己的价值。《蟠虺》开头有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现在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的人越来越看重实践而淡化了标准,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实践体现在识时务者,而标准体现在不识时务者。生活中,是不可以只有实践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生活就没有理想,这种生活也过得下去,但其质量是让人担心的。

你之前说起《蟠虺》是我写作历史上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蟠虺》的核心部分是与《凤凰琴》一脉相承的,那就是价值的提出。《凤凰琴》中的“凤凰”、《圣天门口》中的“圣”,其中民办教师都只是表象,核心是这些卑微的生命、卑微的生活融合起来所可能引发的共鸣;《天行者》中的“天”,试图说明的是非暴力是一种人类良知的精神;还有现在《蟠虺》中的“虺”,有人将“虺”视作龙,有人认为它是蛇。《韩非子》说:“虫有虺者,一身两口,争相龁也。遂相杀,因自杀。”书中有一群文质彬彬的人物,每个人的内心都盘根错节,但这些人又都在通过曾侯乙尊盘,找寻一条不昧良心的正道。这些都是价值。

之前我看到有人评论我的作品,说我和很多作家一样,在写不相信。我不以为然,我是相信的。2005年,我的另外一部长篇出版时,新闻发布会上有个作家的发言我很认同。他说,在所有作家写不信的时候,刘醒龙反其道而写信。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重要的还是要在经历了那么多不相信之后,要逐步树立起信。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文学追梦者认真思索的很重要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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