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是中国离火车站最近的大学。从火车站往北走几百米就是天水路十字，过了这个路口，往前几十米就是兰大本部正门，往东就可以进入兰大家属院。

天水路十字对于水均益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是兰大外语系1980级的学生，他还是兰大子弟，曾经住在兰大家属院里。他父亲水天明是兰大俄语教授，伯父水天同是兰大英语教授，著名翻译家。上溯至民国，他祖父水梓是享誉西北的教育家，曾任甘肃文化厅厅长。教书育人——这曾是水家作为世代书香门第的标志，但当水均益大学毕业后，家人希望他留在兰大当老师时，他却坚决要离开兰州，或者说，离开知识分子家庭。生于1963年的水均益，从出生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家庭给他带来的是从未逃脱的政治压迫和心理阴影。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他们家人受迫害的份儿。他坚决不想再当老师——这一知识分子的典型职业。这个从天水路十字“逃出”的水姓少年，到北京做了编辑记者，10年后，却意外成为这个书香门第里最有名的人。

我在1999年成为兰大的新生，入学十几天就碰上90周年校庆。水均益作为著名校友被请回来致辞。兰大体育场内，水均益的上台获得了那场烈日之下的校庆大会最热烈的掌声。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观众们习惯了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各国政要名流对话，看到他出现在中国记者极少出现的战场上。他在1998年出版的《前沿故事》也成了畅销书。

演讲后，校团委的领导随机叫了中文系4个同学“护送”他去学校餐厅，其中就有我。我们像贴身保镖一样，帮助他从蜂拥而上的人群中挤出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几乎要尖叫起来的女生硬塞给我一个笔记本，希望拿到一个签名。这是我头一次离名人这么近，挤出人群后，我忽然开口问了水均益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名人呢？人群依然混乱，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匆匆钻进餐厅。

2013年冬天，我作为记者见到了他。采访是在他家小区一家餐厅的休息室进行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14年前他没来得及回答的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水均益未加思索就回答了我，显然他已经思考过多次。

2013年9月已满50的水均益成为名人好多年。他人生最大十字路口出现在20年前。1993年，当他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往西北方向穿过好几个十字路口去往复兴门外大街的中央电视台，录制一档叫《东方时空》的全新电视节目时，他的命运彻底被扭转了。NBA球星麦克格雷迪描述他30秒里得到13分的经历时用过一个比喻：那个时刻，在我面前，篮筐变得像海洋，怎么投怎么有。对于1993年的水均益来说，他眼前的道路也突然变得像海洋。新创办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几乎每个话题都能成为人们的谈资，做新闻像将篮球投入海洋一样的篮筐，没有太多束缚，怎么投怎么有。这是他成为“名人”的起点，也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节点。

孙玉胜，《东方时空》创始人之一，写过一本《十年》。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十年”现象：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中国电视第一轮改革“元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出台了一项决定——四级办电视台，电视开始遍及全国，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一年开播；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改变了整个电视新闻的语态，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影响延续至今；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这让水均益和同事在10年前给《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提出的那句“24小时等你”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新闻频道开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这年春天开打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我事业的巅峰。”水均益说。

2013年，水均益又回了一次伊拉克，对伊拉克战争进行10周年报道。这次伊拉克之行让他感觉非常糟糕。他看到战争毁掉了一个国家。“这种毁灭还不是断壁残垣，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性。”他举了一个例子，80年代，他的新华社同事被伊拉克官方请去参加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峰会，坐的是头等舱，住的是五星级酒店，这都是伊拉克方面免费提供的，伊拉克是当时中东最富有的土豪，光是给与会每个记者的“零花钱”就有1000第纳尔（当时相当于3000美元），“要知道，新华社当时的中东驻外记者每个月才100美元。”但是，2013年水均益和他的同事在机场入关时被百般刁难，只因没能及时递上100美元“好处费”。此后，他们在伊拉克的拍摄行程，全都需要钱来打通。“这就是战争带给一个国家的浩劫。”水均益说他特别不喜欢说教，但他想对那些潜在的狂热分子说，“中国千万别轻易言战。”

“我现在对历史和哲学更感兴趣，甚至更关心宇宙。”水均益说，“可能跟年龄有关，尽管我依然认为我是年轻人，但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自然过程，你到了这个年龄就会想这些，我对死亡的思考也比以前多。”

他最早感受到死亡是在197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爷爷是在大年初二，在新年的爆竹声中，郁郁而终。”水均益说，“他曾经是一个声名卓著的官员、一个学富五车的泰斗、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但我那时没有这个概念，我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几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的糟老头。”

那是兰州水家的黑暗年代。水均益经常被胡同里的孩子们拿着砖头在屁股后头追着打，因为他是地主水梓的孙子。每逢街道上搞运动的时候，甚至开展大扫除，需要有人被批斗，“我就看见我爷爷奶奶戴着高帽子被推到台上去，家人被要求到现场看，我站在那，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也是个坏人。”

“我到小学三年级都不能加入红小兵，”水均益说，“上大学时才入的团，都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1977年恢复高考成了许多压抑的年轻人命运的十字路口，大家挤破头皮，希望搭上开往美丽新世界的班车。1980年，水均益考入兰州大学外文系，那年他16岁，“班上有比我大20岁的同学。”

1980年代的最初4年，是他的美妙时光。“那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那时候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觉着世界将是我的，觉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觉着所有的女孩都可能爱我的。”说到这里，水均益哈哈大笑起来，“我现在有的时候，恍惚之间，在似梦非梦的时候，能够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此刻，他的手机响了，他看都没看就迅速按掉，你能感受他已经沉入时间之河的美妙回溯之中，不能被打断，“我家住在兰大，到了礼拜天，会睡个懒觉，我住的房间的窗外呢，学校的喇叭里面，会放类似于‘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不是说歌词，而是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场景，那是一个无比快乐、充满了希望的光明时刻。”

如今的年轻人对快乐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对苦难经历瞠目结舌。水均益不认为这有什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到了一定年龄后，他们会回过头去看的，人类发展就是这么过来的，两代人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

1963年，水均益出生在自家的祖宅水家花园时，口中已经没有了金汤匙。这个国家处在饥荒年代的尾巴上，“兰州人刚刚不用去挖野菜吃”，但饥饿感还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头脑里。饥饿——这也是一代人的命运。他们家会用5斤白面去换10斤玉米面，为的是能让家里的口粮延续得稍微长点。“现在别人跟我说，吃点粗粮好，吃点玉米面好，我坚决不吃，”水均益说，“我早就吃得够够的了。” 南方记者版权所有

对于食物的感情成为了这一代人价值观中重要的评价砝码。所以，袁隆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成为了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的标志。

袁隆平在2011年由国务院新闻办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里出现。他成了他所在行业的惟一代表。传媒行业的代表有4位：陈鲁豫、水均益、敬一丹、白岩松。“当时，我就带了两套服装去，拍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会在哪儿播放。”水均益说。

隔了一段时间，水均益从新闻上看到，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被拿到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去放，这一次，他出现在了“世界的十字路口”。

2013年，一部叫《中国合伙人》的电影走红，几乎成了“中国梦”的代言。这部电影的一张海报上，黄晓明、邓超、佟大为3个主演，穿着80年代的服装，蹲在霓虹璀璨的纽约时报广场。

这样的照片能让你产生穿越感，就像水均益在采访中所感叹的，我们是怎么忽然走到今天的？今天的我们怎么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这就是生于1963年之人的人生，他们被命运选择，穿过西方人需要经历500年的50年，穿过丛林一般密集的十字路口，来到今天。“不可思议，”水均益说，“但又无比真实。”

 当名人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记者：你怎么看名人？

水均益：一种解答是比较冠冕堂皇的，应付式的回答。当名人还是不错，有鲜花有掌声也有光环，有的时候还会被追逐，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责任，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圈内圈外，都会有自己的责任。

另一种解答接近我现在的想法。我已经50岁了，成为所谓的名人，也有将近二十年。到《东方时空》，上了电视，当了主持人，知名度自然上来了。名人的概念对我来讲，也经历了一个历程。开始有那种小小的兴奋、窃喜、暗自得意和享受。现在比较淡然，甚至有一点点超脱。很多人都在说，名人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因为你的生活很多时候是被关注的，甚至被放大、扭曲，乃至最后被煎熬。我认为这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当名人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否则会被压垮。

记者：一个人的名气不会一直处在顶端，落下来之后呢？

水均益：什么事都会有一个顶峰，也会有下坡的时候。那就看你如何看待。这些年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好像你最近比较低调。其实我也不是刻意的低调。

记者：低调的原因是什么？

水均益：毕竟像伊拉克战争时期那种高曝光度不常有，后来逐渐地归于平静。我还是正常地在电视台上班，主持节目，也出去采访。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处在一种顶峰，如果你以这为目标的话，几乎是徒劳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四季的变化和人生的变化，基本上是同一个规律。了解了这个，那何苦来着。名声来了，当然好，你去享受这些东西，没什么不好的。说得物质一点，作为名人，你在社会上多多少少会受到各方面的照顾。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你托人办个什么事，你有这张名人的牌，人家多多少少会给你面子。你去买个车子房子，给你打的折可能就好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是你白来的。到电视台之前，我在新华社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记者的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刚进新华社时，一个月46块，寅吃卯粮，经常离发工资还有十几天呢，已经吃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跟人借饭票吃食堂。后来我一直告诫自己，那时候的那种状态，才是真实的水均益。

记者：你认为现在中国做的国际新闻处在一种什么水平？

水均益：国人对于国际新闻的关注，那是大大提高了。80年代，我在新华社做国际新闻，90年代，我在《东方时空》做国际新闻，那时会觉得这是一种边缘状态。《新闻联播》也这样，前面都说完了，最后留3分钟说国际新闻。现在，央视新闻频道变成了24小时，全世界铺上了将近百个记者站。国际新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餐后甜点。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日本大地震，国际新闻很受关注啊。当初，在央视做国际新闻，像我这样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有点“一招鲜，吃遍天”的感觉。我1984年大学毕业时，外语多吃香啊。我们同事也在分析，你看你啊，占了几个优势，既当过编辑，又当过记者，在通讯社最基层摸爬滚打了这么长时间，后来进入电视的时候是门外汉，那时候电视是允许门外汉左撞右撞开出一条路的。这四样优势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当时太难找了。现在太多了，现在我看一些娱乐新闻，那些主持人张嘴外语都很好。时代不同了，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机会好，运气也好。

记者：你如何认识你这一代人？

水均益：我们这代人跟时代的轨迹是环环相扣的，不像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架构。现在年轻人的选择更加个性化了，人已经有了能够做出决定自己某一部分命运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在前三四十年，我们是跟着整个的浪潮，按部就班过来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小崔（崔永元）不是辞职了嘛，我在感慨，这哥们在50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个自己能够做的选择。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30岁以前，几乎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出生，上学，经历“文革”，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努力争来的，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哐一下就砸到你头上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上高中，1980年高中毕业，稀里糊涂就把大学考上了，而且考了甘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进入大学的时候，高考已经恢复几年，重视高等教育，大学生又很吃香。1984年，我大学毕业，不犯愁，没有现在大学毕业找工作一说。

记者：你提到过，毕业时可以选择工作的单位有：农牧渔业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国日报》和新华社。后来毕业的大学生，太难遇到这么多的工作选择了。在这些工作单位里，为什么选择了新华社？而不是像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做公务员？

水均益：当时没有公务员一说，现在的公务员概念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谓的国家干部，我们同学里有走这条路的，明显看得出来，进学生会啊，往政治上靠啊，积极申请入党啊。我就没这个想法。这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从我爷爷开始，我们家是教育世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我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是国民党元老级的干部，国民政府在西北重要的教育官员。他是甘肃的名人，解放之后，从“反右”就受到冲击，打成大右派，全家人受到株连。虽然他不属于被枪毙的那种，但属于“地富反坏右”。

记者：你当时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水均益：地主啊。其实我们家根本不是地主，要论我爷爷的身份，那就是个教育家。那时候家庭成分简直是悬在我们家每人脑袋上的一把利剑。这是见不得人的东西，是抬不起头的。你觉得自己就是坏人或者是坏人家里的下一代。我小学毕业进中学的时候，按照管片来划分的话，应该上的是兰州一中。但我不敢上兰州一中。我的父亲就托他的老同事，把我送到了离我们家比较远的兰州十八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是兰州一中的第一任校长，兰州一中是打倒水梓的急先锋。那个学校里的人对我们家是了如指掌。我要是在这个学校上学，能被折磨死。因为后来我二哥到了兰州铁四中当老师，我又转到了铁四中。铁路跟地方是两个系统，这还好一点。家庭成分、政治面貌，在我工作之前，都是压在我身上的一座大山。在这种高压的社会之下，首先得学会生存，其次你要抵御所有的压力。这对我是难忘的经历，所以，当幸福突然来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不会得意忘形的，我懂得珍惜，懂得夹着尾巴做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改革了，政治表现不是惟一标准了，4年平均成绩考虑在内。大学4年，我成绩名列前茅，我从分配表里挑了新华社。之前对记者这个行业没有了解，只是朴素地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走南闯北，吃香的喝辣的，拿个笔记本到处记，有个记者证，到火车站买票不用排队。（笑）

记者：家里人当时尊重你的选择？

水均益：我从小就不太安分，总想要挣脱某种束缚，希望走出更广阔天地。中学前几次转学是因为政治原因，后来又转过几次学。初中毕业的时候，高考恢复，中考也恢复，重点高中也应运而生，然后我就考上甘肃省重点高中——西北师大附中。那是兰州最好的高中。到了那个学校我就不太适应。因为我的岁数相对偏小。我从小没离开过家，一下子不是很适应集体生活。到学校后，我老觉得不来劲，学习成绩开始下滑。转到一所市重点中学，学习成绩又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初中时暗恋的女生，念念不忘，老希望能跟她在一个学校上学。她是在铁四中，我就想转到铁四中。铁四中是兰州很普通的一所学校。我当时是从省重点到了市重点，然后又想着到一个普通学校去。我所在学校不同意。老师说，你父亲同意，你就可以转。我说我父亲来不了。学校说，那让你父亲写封信。于是我模仿我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孩子的意愿我们大人尊重。学校老师居然就相信了。我到铁四中上了两个月学后，我父亲才知道。他毕竟是知识分子，没有暴跳如雷，还是尊重我的选择。事实证明，铁四中要我是对的，因为1980年的高考，铁四中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

记者：那个暗恋的姑娘，后来怎样了？

水均益：我回到铁四中，去找了当年暗恋的姑娘，但后来时过境迁，不了了之。那是年少时的一种萌动。

 改革没有回头路

记者：“文革”时，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水均益：“文革”中，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被安排在兰大老文科楼扫厕所。我母亲每个月想尽一切办法，东家借西家凑，给我父亲做顿饭，拿一饭盒装上，让我和哥哥去文科楼看他。当时的规定是可以去探望，但不能送东西。我穿一大棉袄，把饭盒塞到怀里。我哥哥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我就溜溜达达进了学校。之前通过关系跟父亲约好的，在文科楼紧北头的一楼男厕所接头。男厕所一边是小便池，一边是一个个格子。我在进门第二个格子里边，关上门，假装上厕所。过一会儿，听着脚步声，我知道这是我父亲来了。我父亲走到我们约定的第二个格子叫我小名：小虎吗？我说，爸，来了。然后我从怀里把这饭盒掏出来，从格子底下的缝递出去，我父亲在外边把饭盒接上。父亲说，都好着吗？我说，都好着。父亲说，你好好学习。我说，好。就这样，整个过程，我只见我父亲一只手，完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被人发现的话，就可能罪加一等。“文革”印象最深的就这个。我现在有时候做梦还能梦见那个场景。

记者：有人说，中国50年经历的事情是西方500年经历的事情。

水均益：真是这样。我们国家就是这样超越式发展，从中世纪到了现代社会的感觉。归根结底，国家的好坏，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的命运，你逃不了的。我有时在想，秦始皇时代的老百姓们，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被焚书坑儒的那些人，他也可能心存多么远大的志向，他头脑里也许也会有如同伽利略那样的思想空间。但他没办法，他生活在那个时代，他生活在那么一个国家，他就只能受到那样一种环境的约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没法选择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里。知道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稍有半步闪失，我们就有可能退回到以前，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记者：改革是中国人关心的话题。

水均益：这一代领导人上来之后说，一定要深化改革，改革不能断。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改革开放是一个国家道路的选择，这个道路开始之后，是没有回头路的。你一旦往回走，别以为就只退半步，有可能你就会大踏步地退回去。我前几年刚刚去了一趟平壤，你去看看平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8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常驻埃及的时候，去过罗马尼亚，那时候还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布加勒斯特偌大的商场里，货架上没东西。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纪录片，说的是尼克松访华，美方提出要到市场上看看。我们就安排尼克松到北京一个商场里参观。这个纪录片采访了一个当事人，是当年商场的领导。他说，当时，接到这个任务后，从北京各个配给的库房里调集东西，往商场货架上摆，看上去琳琅满目。第二天，尼克松来的时候，安排了很多群众到商场排队买东西。尼克松参观完，前脚刚走，我们就把这些刚才在商场买东西的群众召集回来，如数把买的东西还回来。这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化，改革的进程是需要保护的，是需要继续发展下去的。

好好享受这一生

记者：在央视做了这么多年，现在做新闻的激情是不是不如当初了？

水均益：我个人感觉是两点，一个是状态，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体制的问题。有时候，改革是疾风骤雨，有时候，改着改着就缺乏后劲了。原来的那样一种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地流失了。20年前，由《东方时空》引起的中国电视新闻的一场变革，的确让很多老百姓眼前一亮。当时的那样一种突破和探索，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常态。我们的自身和周遭，渐渐就缺乏了当年那样一种火热。我们当年那拨人都有类似的感觉——怎么现在干活跟那时候干活不一样了？甚至有一种抱怨，现在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以前呢。

现在我们的条件改善了，从当初摸着石头过河光着的脚丫子，穿上袜子，穿上鞋了，可能还是皮鞋，但相应地，也给你套上了一些枷锁，有了更多的条条框框。有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没人去改正。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激励的机制啊，大家对于新闻的理想淡了。

归根结底，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做新闻，是需要热情的。不是机关里面朝九晚五，泡杯茶看看报纸就过一天的那种工作。如果是那样一种状态，是做不好新闻的。还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我自己也在想，但我确实没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现在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说，谁又离开央视了，你产生过离开央视的想法吗？

水均益：我若干年前曾经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但现在没有。央视是一个上万人的国家事业单位，一年走几个人，太正常了。当然，可能这段时间走的大都是主持人，是一些脸面人物，所以大家觉得很突出。我不清楚他们走的具体原因，有的可能想换换工作，有的觉得有别的一些机会，有的有家庭的情况，把节奏放下来一点。在一线做主持的话，压力会很大的，有时会占用你很多自己的时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照顾老人和孩子，肯定是要精力的。你二三十岁的时候，可以在电视台3天3夜不出来，吃9顿方便面，但现在，我老娘病了怎么办？我只能说，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央视有人走，也有人来，正常。

记者：你说，人生怎么过都是灿烂的。如果说，1993年，没有人叫你从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命运在另一条轨道上走到今天，你还会觉得人生是灿烂的吗？

水均益：我依然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这辈子是最好的一辈子，不是因为名利，是因为我没有再来一辈子的机会了，我一定要好好享受这一生所能够拥有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珍惜家人和朋友，享受能够享受的美食和美景，思考这个浩淼的宇宙，认识生命的意义。当生命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坦然地接受，这就是我理解的“五十而知天命”。我现在开始去弄明白这些事情，已经是价值所在了。

记者：你生在饥饿年代之后，但记忆中是否还有饥饿的感觉，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什么印象让你刻骨铭心？

水均益：当年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情。我母亲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原来在邮局工作，也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被劝退，成了家庭妇女，没收入。全家就我父亲一个人有收入。当时我父亲的工资又被减到很少，有时候几个月都不发。家里4个孩子，都是张嘴吃饭的。一个月刚到一半，我们家口粮就不够了，就进入了借贷状态。饥饿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非常深刻的。尽管30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我们这代人现在生活得不错，温饱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脑海里的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的。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理解世间万物、理解贫富与贵贱、理解幸福与否、理解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

记者：“红色”是你们这代人的共同底色，就像崔健所说，是“红旗下的蛋”，历经岁月沧桑，你依然葆有这种底色，还是把它漂白了或是混杂了多种色彩？

水均益：我不是红旗下的蛋，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上小学三年级都没法加入红小兵，上大学才入的团，我是红旗下的“坏蛋”，家庭成分好的人才是红旗下的蛋。

记者：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水均益：经历了磨难的一代，但又非常幸运地赶上国家走上正轨。这一代人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这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对于挫折和艰难困苦的理解，更加切身一些，也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记者：同代人中，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水均益：这个范围太广，我只能说我身边的朋友了。刘欢，1963年出生的人，我的哥们，我挺欣赏的。我们是同一年的大学生，都是学外语的，只不过后来我当了记者，他唱了歌，又由于机缘巧合认识了，性格脾气接近，很快成为了朋友。比如说小崔（崔永元），他也是1963年的，我们不属于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我们是一路从《东方时空》出来的，总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