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日前,小说家野夫与诗人韩东就“当下诗歌是否平庸”打起了笔仗,野夫认为诗歌“注定是平庸的”,韩东则明确表示反对,引发诸多网友和作家的热议。
中国作为诗歌大国,80年代的“诗歌狂潮”曾在当代文学史和精神史写下浓重的一笔。而随着商品化大潮的来临,诗歌热又迅速退潮,回归本位,以致有人惊呼“中国,你的诗歌丢了”。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当下中国诗歌究竟处于何种水平?在微博微信时代,诗歌究竟是面临被严重边缘化的困境,还是迎来了创作的“另一春”?
就此话题,野夫先生通过《洞见》栏目做出回应。他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反诗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诗歌的式微也是必然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那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
作家野夫
诗歌的当下窘境: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
诗人这个群体,在精神层面上说应该是强势者,而在物质层面貌似成为了弱势者,这几乎是诗人的宿命。似乎上帝创造了这样一种珍稀种群,就是命定他们来人世间体验苦难和黑暗的。所谓的贵族和宫廷诗人,本质上不算诗人了。真正的诗人,是哥德形容的痛苦的笼鸟,是中国古诗说的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诗人应该安于这样的物质弱势,也足以享受他的精神优越。
严格意义来说,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不需要官方和社会认定,诗人是自命的精神身份,是一种存在方式。古代东西方诗人都不是职业,偶尔拿诗歌换酒,那也不是手艺和生存术。今天西方的诗人依旧如是,必须有其他职业身份。只有集权国家会豢养诗人。被嘲讽“湿人”,是这个堕落的时代对某些诗人诗歌的蔑视和侮辱,或者鄙视的玩笑。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反诗性的时代,或者说最堕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诗歌的式微也是必然的,诗人的从俗也是命定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那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社会走出困境之时,诗歌或许有望走出。
诗歌曾经出现过“黄金时代”,但眼下似乎不太可能回归,就像文艺复兴也就一去不返一样。社会转型的激烈时刻,诗歌可能再次爆发,涌现一批天才巨匠。但真正转型成功之后,诗歌依旧还将归于沉寂。今天的西方和平社会,诗歌和诗人依旧是特别边缘的。
中国正处于全民娱乐时代,触目都是各类选秀节目,但几乎没有关于当代诗歌。诗歌本来的属性就是小众的,不太可能借助于大众传媒。如果要做,也只能是那种类似于古典音乐欣赏栏目,是精神贵族的沙龙式节目。
诗歌的黄金时代:健康人性需要正常释放
1980年代被称作是现代诗的“黄金年代”,我也经历过这个年代,应该说影响深远。1980年,那时我正好上大三。我们开始初次知道和读到民国年代的中国新诗,才发现我们从小在文革中熟悉的那些红色诗歌,根本不是诗歌的源头和正途。那时国门也初开,外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派也开始涌入,我们惊讶地看见了纯正的新诗和各种流派以及表现方法。对于青春的抒情必须来说,我们几乎是顿时卷入了那种写作和模仿之中。每天狂热地阅读和写作,缔结民间诗歌社团,参加各种诗歌交流活动,主办地下诗刊……这一切,使我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浪漫而叛逆,抒情且唯美,对语言有着本能的敏感和热爱,开始用诗人毒辣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形成“黄金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仿佛文艺复兴那样的大时代必然到来。一切被压抑被扭曲的健康人性,都需要正常释放。前三十年被严酷打压和埋没的才子,都会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脱颖而出。苦难和反思,乃至质疑,都会扑面而来。这些都是诗歌的重要元素,诗人在抨击黑暗和解放人性方面,天然要领先于其他文体。
80年代,我也是个狂热的诗人,并组织了“剥枣”诗社。因为我们是在八月成立的诗社,诗经有句诗叫“八月剥枣”,剥是扑打的意思,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于是取名剥枣。我早在80年代就曾经说过,旧体诗和现代诗,虽然都是诗歌,但是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不仅是格式格律不一样,甚至在写作题材和对象方面,都会有各自的独有领域。因此这两者根本无法分别优劣,完全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也就是说,彼此是不能翻译的,翻译成新诗的旧体诗,什么价值都没有了。把新诗翻译成旧体,也基本不能或者完全不是那种味道。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新诗最鼎盛的时代,前无古人,后至少暂时无那个时代。
那时几乎整整一代中青年人,都坠入了诗歌狂潮。即使不写的,也爱读。全国诗歌社团几万个,各种文学刊物办的诗歌班,学员累计至少总数突破几百万。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当然不正常,一个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多诗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狂热的时代,崛起了真正的诗群。可以说,今天诗坛上活跃的多数诗人,都是那个年代诞生的。新诗的经典之作,也多是那个年代的成果。因此不能说是虚假繁荣,应该视为是积压之后的爆发,但这不是正常的,也因此后来多数人退出了诗歌圈。至于未来,凡是号召要做大做强的什么,都与诗歌无关,因为其精神本质,是反诗歌的。
诗歌的本质: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
“诗意”被经常用来描绘人或事物的美好,在我看来,“诗意”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诗意生活,西方哲学家的“诗意的栖居”,各自都有所指。我所理解的诗意,自由是第一本质。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诗意是与真善美同源的,是与人性同体的,诗意是极权的敌人。诗性无国别,语言有特色。如果诗歌走上这样一种钦命的道路,那就是诗歌的死亡。
诗意的栖居,是指人在大地上的自由存在。诗意的作用,是给人类示范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在那里,人才可能超凡脱俗与神俱在。诗意无处不在,即便在最黑暗的监狱,最残酷的绞刑架边,都有诗意的存在。重要的是你能否高蹈于尘海之上,真正洞见和体验那种诗意。
我的散文随笔写作也得益于早年的诗人经历。如果说音乐是一切艺术的最高极致,那诗歌就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歌语言和感觉的训练,毫无疑问会使得一个人获得神秘的语感。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那他写其他文体的时候,肯定在语言运用上得天独厚。
我的作品中“江湖”是个关键词,江湖当然是一种标志性的诗意存在。庄子是中国诗性哲学的开山鼻祖,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赋予了其完美的诗意,是自由和叛逆的载体。中国古典诗歌,太多抒写这种江湖情怀和精神世界的。江湖是诗人的摇篮和封地,庙堂是诗歌的坟墓。
野夫,本名郑世平,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编辑(杨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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