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吴嘉雯

五台卡车，十几名工人，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被分割成两间，一间做厨房，另一间算是办公室和宿舍——这就是夏桂林和他的六名战友开在江西南昌的“参战老兵搬家公司”。

往常忙碌了一天之后，夏桂林总习惯和战友们聚在一起，一边咂上两口白酒，一边说说当年打仗的段子，或是在宿舍里打牌消磨时光。可自从今年八月，一组“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们搬家维生”的照片在网上曝光以后，夏桂林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最近，夏桂林在宿舍里牵了根网线，还换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只要一有功夫，他就上网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他拒绝很多媒体的采访，原因是网上有一些“刺耳的声音”，让他感到无所适从，有些后悔当初被曝光。

“我是一名军人，有过当英雄的梦。但现在我只希望能多挣点钱，为这几个老战友们买上社保。”

我是一个兵

南昌人有个习惯，就是必须在黎明前搬家，寓意生活越过越亮。为此，老兵搬家公司常常凌晨4点就要开始准备发车，往往清晨6点多，天还没亮，老兵们就要起床干活，开始一天辛苦的工作。

“联系客户、开车、搬家……这些活都要做。”但与其他搬家公司不同的是，每次出车前，“总经理”夏桂林都要把自己参战老兵的纪念帽放在车前，不仅如此，他每天都穿着“参战老兵”的统一服装，并要求其他老兵也这么做。他说，一来让客户对公司产生信任感，二来，“我们是军人，更要让客户看到我们的精气神。”

——军人，对这群老兵来说是个神圣的称谓，曾经寄托着他们的光荣和梦想。

采访中，老兵杨正根向记者展示了从头颅中取出的一块弹片，他说，还有一块至今残留在头部，“那个弹片压着一根脑神经太久了，如果贸然取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以至于直到现在，他还常常头痛难当。

“看来它是得陪我入土了。”跟老战友们聚会时，杨正根常常这样说笑。

1979年，21岁的夏桂林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担任一名汽车运输兵。与夏桂林一同并肩作战，同为汽车运输兵的还有孙多根、杨正根、文拥军、熊仕银、邬志峰、黄建生等六名战友，均来自江西南昌。凯旋之后，夏桂林和战友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从那时起，参加南昌老兵每月一次的战友聚会，就成了这群人雷打不动的习惯。

在当年，国家安排了稳定的工作，年轻的士兵更是姑娘们最心仪的结婚对象——似乎跟了部队下来的人，人品信得过，前途也有保障。但，这保障保得了一辈子吗?

谁也想不到，30多年后，年近六旬的夏桂林和他的战友们，几乎全部下岗或失业。又一次令人唏嘘的聚会中，曾经远离南昌、独自去海南闯荡的战友文拥军回来了。夏桂林本以为，这小子当年抛下分配的工作下海，现在应该衣锦还乡了吧，没想到，当年那个积极乐观、有着雄心壮志的文拥军如今却妻离子散，穷困潦倒，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和一张全是褶子的脸，老了好多。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人生?”夏桂林不由得感到心凉。他心里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

对于这些没有钱，没有权，更没有其他生存技能的老兵们来说，当年分配的单位效益不好，生活没有一点保障，而开车是军队留给他们的唯一谋生之道。既如此，能不能搞个搬家公司，靠双手养活自己?

2012年8月，55岁的夏桂林牵头，拉着当年的六位老战友，每人出资1万元，合伙开起了 “参战老兵搬家公司”。他把自家那套只有30多平米的房子“贡献”出来。于是这个只有一个上下铺床，和一个办公桌的地方，就成了老兵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夏桂林的儿子虽然极力反对父亲靠苦力挣钱，却拗不过父亲，只好尽量帮助老兵们在网上、报纸上打一些广告，招揽生意。而公司的业务就靠座机、手机这种最简单的方式获取。

夏桂林当然知道儿子的担忧。但他觉得，自己就算拮据，也不能眼看着这帮兄弟日子难以为继，“我们的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总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