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商界》编辑部接到一位读者来电。这位老读者被《商界》一篇关于银行的文章触动，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从商经历。这位企业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民营企业家在资源性行业的尴尬生存，以及为金钱周旋的两种面孔，让人不禁感叹：这种“不事生产”的金钱游戏，难道才是民营企业的真正出路吗?

□口述/姜 斌 整理/本刊记者 徐 辉

转折

“4年有期徒刑!”牢狱之灾临头，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一年来各种台面上和台面下的谈判交易都让我精疲力竭，这一瞬间我竟觉得拘留所是个清静的去处。喧闹的金钱游戏以我领刑4年落幕。

上世纪90年代，我是东北某地银行的信贷计划科长。30岁刚出头，正是春风得意时。之前我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鞍前马后为领导服务，后来进入银行，又与不少企业家打交道，官场、商界的门道我都摸得十分清楚。以我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出身，却能当上银行的信贷科长，都是因为我肯学，又“会来事”。

银行的信贷科长是个很重要的职位，企业要通过我向银行贷款，银行也需要通过我打通向企业拉存款的渠道，说白了就是个围着钱转的职业，两头讨好，讨好两头，形成不少“先存后贷”、“好处费”等游戏规则。实际上靠钱来“沟通”，但是表面上却是靠酒来“沟通”，“宁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我的身高不足1.7米，体重却很快突破180斤，全身都是“富贵病”，但各种酒局、饭局照去不误。由于“身居要职”，企业家需要银行贷款，或是民间借贷，只要有朋友找上门，我都是能帮则帮，这是业绩需要。

2000年，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Y找到我，说我所在的银行为他出具资信证明的条件是存款必须达到1200万元。但他仅存进400万元，让我帮忙抬款(即民间借贷)800万元存入银行。我看到可以获得800万元大额存款的揽储业绩，自然乐于帮忙。于是我找到另一位做房地产的朋友S抬款，S同意按“先存后贷”的规则抬款800万元，时间2个月，利息66万元。

我本着“讨好两头”说事，说服S在收到Y支付的40万元抬款利息后，存入银行800万元，质押贷款780万元，银行如约办结资信证明。但事后，检察官却找上门来，以涉嫌受贿为由把我关进看守所。

当时正是严打期，一个面积不过10多平方米的监室，却住了40多人，全是打架斗殴、盗窃抢劫一类的混混。我去得晚，被安排住在厕所门口，要睡觉，全部人都只能侧身躺在地上。进去的第一天，我太累了，很快睡着。第二天醒来时，还想着信贷科长今天要做些什么事，等清醒过来往四周一看，眼泪一下就流出来，随即就想到死。

但在看守所里寻死却不容易，嫌犯们互相监视以防出事。我几乎绝食7天，但提审却是天天的必修课。检察官希望我认罪结案，还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我这是一个要么判刑10年，要么退还赃款判缓的单项选择题。

后来家人通过律师传来消息，说事办妥了，钱也凑齐了，只要认罪，一定判缓。为了回家，我妥协了，承认收到抬款利息40万元据为己有。但没想到不久后开庭，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我有期徒刑4年，而上诉后，二审法院又将罪名改为诈骗，维持原判判刑4年。为了我的事，家里四处借债退还“赃款”，妻子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凑钱。但我却还是被判了实刑!

我这时才明白，我不过是金钱游戏里的一个牺牲品，要回家只能靠自己。我开始寻求减刑，争取提前回家。由于各方关照，我得以在拘留所从事清扫楼道、分发报纸工作，工作之余，我拼命读报、看书，甚至向其他嫌犯打听各种消息，我终于探听到沈阳一起恶性杀人案的线索，举报之后，使逃到东港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我被减刑1年。

服刑3年回家，虽然重归自由，但是父亲因我入狱急出病而去世，母亲险些哭瞎双眼，妻女生活困苦不堪，而我在家乡还得饱受他人异样的眼光……我不甘心地走上了申诉和上访的道路：我四处寻找证据，数次申诉，但均以“一审你承认了”为由被驳回;在北京的信访大院里，我挤在上访的人群里，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理……

后来得到一位老领导帮我分析，我从“信贷科长”到“诈骗囚徒”，正是我的朋友S利用金钱游戏规则出具的证人证言为我“助推”一把的结果。事态炎凉，由金钱关系搭就的规则，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老领导劝我，执着固然是好，但你能不能用你的执着去开创事业，重新出发呢?